“您稍等！”故宮博物院，慈寧宮往西，一扇緊閉的鐵門需要刷專用卡進入，故宮博物院考古部工作人員吳偉領著記者進門，迎面是幾排普通平房。拐一個彎，還藏著一道鐵門。再跨進去，入眼是一地坑。

坑與坑間，有交錯的土道，形成一張“謎”網。每條小道的寬度，擠不下倆成年人并肩，坑底坑壁更是“一坑一樣”：有些坑里杵著一根糟木頭；有些坑底鋪著長方磚；有些坑壁光滑，不同顏色的土層涇渭分明。

故宮博物院考古部主任徐海峰提前到了。同樣的景，在他眼里，是百年春秋。他像是一位靠譜的時光導游，邊走邊聊：“這個坑底是明代的磚鋪面，不過，到底是室內的還是院子里的，還沒弄清楚；這里曾經有一個灶，是造辦處匠人日常生活留下的痕跡；被圍擋遮住的地方發現了元代的建筑構件……”

從2013年10月，故宮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成立以來，類似有趣的探秘之旅累計啟動了34項，但沒有一個項目是意料之中的，考古人員配合著院內大小施工工程展開調查發掘，在有限的土堆里翻找殘瓦斷磚，清理前塵，逆轉日月盈昃，拼湊還原真實的往事，為紫禁城這本厚重的書札增添鮮活的色彩。

打開“折疊空間”

將視線拉回到眼前這片大坑小坑。與大多數四壁光滑、底面平整的考古探方不同，這些坑更有個性。

徐海峰解釋，宮里考古，見“面”即停——一旦發現了重要的磚面、地面、活動面，就暫時不再向下清理了。古今重疊型的建筑考古，去除表土都是遺跡。目光所及，每一個保留下的面，都是一段鮮活的記憶。

徐海峰在考古發掘中。

這種講究，只是故宮考古必須遵從的鐵律之一。“不主動動土”“考古主要利用前代施工形成的各類施工坑、埋藏坑、廢棄坑來判斷地層和堆積狀況，只在局部解剖發掘至生土”“提前介入，隨工記錄測繪、視發現遺跡現象不同情況，分別進行短期清理調查和長期考古發掘”……苛刻、嚴謹的規定背后，是考古人員對文化遺跡的珍重和敬畏。

在這處考古工地西邊，一墻之隔是慈寧宮花園東院。對觀眾開放前，這里也進行了一場研究性考古發掘。那次“微創手術”總共發掘了約670平方米，只有兩個小創口，長寬分別是1.7米、1.2米，1.2米、1米。

攤子鋪得不大，但成果令人驚喜。這也是故宮博物院首次通過考古發掘，發現并證明了紫禁城西路區域內有一組規模宏大、地位重要的明代早期宮殿建筑基址——據判斷是明永樂時期大善殿的地基。

正在進行的考古項目，也是一次類似尋緣續夢的過程。考古工地的已知檔案和考古成果被制成展板，擺在門口，上面有這樣的介紹：“故宮造辦處遺址考古項目，位于故宮外西路慈寧宮東南、內務府以北區域，今故宮修繕技藝部辦公區。在明早期此處記載不詳，明晚期該處被認為是司禮監經廠直房所在地，為存儲日用紙札書籍的地方。清初將養心殿造辦處部分作坊挪設于此，故稱內務府造辦處。”

經過1年多的考古發掘，暴露出的磚石、泥土，佐證并豐富著展板上的文字。

“這是一處清代踏跺的遺跡。”徐海峰腳下是一塊青白石，長條形，表面風化嚴重，沒有雕刻花紋，有點類似于現代人住宅門口的過門石，不僅有臺階的功能，還有助于處理從建筑內到室外環境之間的過渡。暢想一下，幾百年前，一位造辦處的匠人在思路枯竭時，也曾站在這里，眺望著紅墻上起伏的琉璃屋頂。

跨過踏跺，跟著徐海峰以步量“屋”。“這座建筑面闊三間。”徐海峰引經據典，在《崇慶皇太后萬壽慶典圖》上，可以清晰地看到造辦處的格局和建制，有琉璃屋面尖山式硬山建筑和布瓦屋面卷棚式硬山建筑。現在考古發現的是后者的遺址，體量與記錄相同。更直白地說，這里曾經有150余座房子，排排相連。大多數房子和北京胡同里的普通民居一樣，墻面白色抹灰，灰瓦如鱗。

在考古現場轉一小圈，一個“折疊空間”徐徐展開——

去掉腳踩的一層磚，往下探大約20厘米，紅磚水泥痕跡以及一些彎曲的鋼筋是現代的記憶。上世紀五十年代，故宮工程隊（現修繕技藝部前身）在這里辦公。新中國成立后，百廢待興，造辦處區域早已荒廢變成了遺址，故宮從民間請來能工巧匠，在這里扎根，請他們邊修繕邊帶徒，開啟了自辛亥革命以來故宮的首次大修。

清造辦處時期的遺跡，通過房址地基判斷這里主要是排房。“屋”旁有一條蜿蜒的排水溝，形制和慈寧宮花園東院發掘出的并不一樣，不是工藝精良的龍須溝，這應該是為造辦處的工作單獨加砌的。

清代往下即是明代，各種鋪法不同的磚鋪面暴露出來。依據以往考古的資料和經驗，有一片地面年代可以追溯到明中后期，與慈寧宮花園東院發現的明代地面可以“連”成片兒。

更早的記憶要追溯到元代，目前找到了二十多件建筑構件，有綠色琉璃瓦吻獸、脊飾，也有印著花紋的方磚。是舊時宮殿留下的線索還是匠人扔的建筑垃圾，尚不得而知……

磚、瓦、土，在考古人的眼里都有生命，會說話。

不過這些描述，是經過簡化提煉過的。真實的情況要復雜得多，歷朝歷代的文化層疊摞著，甚至會有“后來侵入”的現象，“因此，判斷相對年代都要有依據，主要靠土里包含物和層位關系來斷代，和它所處的深度沒有必然的關系。”徐海峰說。

物事見人心

在復雜且有限的空間里，找尋韶華一瞬，靠的是精耕細作。

造辦處考古現場，徐海峰隆重推薦的“景點”是一個實心“積木”——由長條磚石砌成的一個方柱體。它的學名是磉墩，是屋殿中柱子的地下基礎。慈寧宮花園東院遺址也發現過類似的磉墩，但造辦處的這個磉墩幾乎比它大了一倍。

經過考古發掘和后續研究，明初的建造工藝被抽絲剝繭地還原了：建大宮殿前，工人先挖一個斗形的大坑，俗稱“滿堂紅”，學名基槽。之后在坑底磉墩的位置打上木質的地釘，上面用云杉和柏木綁成扎實的“竹排”鋪好。再用石板平鋪錯縫打造平整的樁臺，臺上建磚砌的磉墩或墻基，周邊以一層夯土一層碎磚瓦層層夯筑起來。就這樣一層壓一層，宛如一塊“千層蛋糕”一樣填滿基槽。“磉墩上是柱礎，之后才是柱子，這樣建成的大殿非常牢固、穩定，這是皇家建筑能墻倒屋不塌的原因之一。”

新露臉的磉墩用統一規格的大型灰磚按“回”字形鋪砌，長約4.45米，寬約4.4米，高約1.65米。“這是目前國內發現的最大體量的磚砌磉墩。”吳偉是一名年輕的考古隊長，參與了明中都的考古遺址發掘，他說，“在安徽省鳳陽縣發掘一號宮殿時也有類似規模的磉墩出土，不過是用夯土和碎石片夯筑成的。可見故宮的建筑更講究，更堅固，更規范了。”

徐海峰說：“這應該是明代永樂皇帝建造紫禁城時的一座建筑遺存。”

這座宮殿會是什么樣？徐海峰原地為軸，分方向講：“往西南，先發現了體量一樣的磉墩，之后在東南角也找到了一個……最終湊齊了四個磉墩，測量它們的中心點間距，發現基本是等距的，間隔11米。”

在古代，四柱圍一間，一座宮殿建筑的柱子遠遠不止四根。這座明初建筑一個開間的面闊、進深均達11米，足以推斷，宮殿體量巨大。

不過，真正有多大，還是要往地下看。工作人員利用剖面、溝槽弄清楚層位關系，在周邊鉆探找“邊兒”。歷時約兩年，大殿東邊界找到了，依據是發現了東側臺明的基礎。解釋一句，太和殿等中國古代宮殿都是建在臺基之上的，臺基露出地面的部分就叫臺明。“往北也找到了東側基槽的邊緣，這也是邊界判斷的依據。”

其他兩個方向，還沒定論。“明年開春，我們會繼續往西找，希望將大殿的平面布局盡可能補全。”徐海峰說。至于往南，注定此次“無解”，因為目前的考古發掘是從南往北推進，幾乎貼著墻根開始的。

“當然會有遺憾。但我們的工作是做好手頭的事兒，有些機會就是留給未來的。”徐海峰說，由于明早期對故宮西路的格局記載比較模糊，所以目前還不能完全判斷這座宮殿的“身份”。

在故宮考古就是這樣，從上到下、由晚到早，一層一層的揭秘，隨物應機。

這種狀態和變化與古代匠人不謀而合。同一片考古現場，清代的磉墩就隨意得多，砌磚中摻雜著半磚和殘磚塊。而明初的磉墩堅固程度當得起“千年大計”。“考古發現，清代的建筑基本沒有破壞這些明代基礎，應該是有意識的利用，干脆直接在明代房址上蓋房。”

新舊更迭，蓋房、考古亦如人生，每個人都有選擇的權利。一次考古，懷揣匠心的考古人拉近數百年時光，讓我們有機會透過最普通的磚和土，感悟匠心。

為歷史“拼圖”

通過考古發掘，晦澀平鋪的史料記載不斷翻“新”。

在南三所區域對宮殿基址的發掘，可以看出雍正以后不再預立太子而發生的政治制度變革反映在了建筑規模上，即曾經的太子居所面積縮減。南大庫旁清代御窯瓷器埋藏坑遺跡，揭秘了皇權制度下對于專屬物品的嚴格管理制度。東城墻根兒下找到明永樂時期的地面，意味著今天故宮的地面普遍抬升了約1米……

造辦處考古現場最北側，被圍擋包裹得嚴絲合縫。這里出土了一批元代的建筑構件，有吻獸和脊獸殘件，也有瓦和磚。有些構件上，三爪龍紋圖樣清晰可辨。

這不是第一次在故宮發現元代的痕跡。在隆宗門西側，也發現過元代的素土夯筑層和黃土層交替夯成的夯土地基。這處疊壓關系清楚的元明清遺跡，被稱為故宮“三疊層”。徐海峰說，關于元大內、燕王府、西宮、紫禁城空間地望、沿襲關系等，學界目前并無一致意見。“現在這些考古發現，對于研究元大內格局、紫禁城歷史和中國古代建筑史都有重要的意義。”

當時，考古人員在明代早期夯土層里也發現了一些元代建筑構件的碎片。不過根據數量和狀態推測，它們只是明初營建時混雜進去的。徐海峰說，這次發現的情況不同，元代建筑構件在堆積層中密集出現。但究竟是元代建筑的遺存，還是匠人堆放建筑垃圾的地方，都是未來研究的話題。

“考古就是這樣，有新發現，但發現的新問題會更多。”吳偉說，解決問題則需要多學科、多樣化的手段，努力做到“顆粒歸倉”。

甚至連考古后的回填，在故宮都立了一堆新規矩。以隆宗門和長信門遺址回填為例，考古人員對暴露在自然環境下的遺存進行環境監測，發現1月中下旬至2月初，坑內溫度基本在0℃以下；溫度最高的是墻基上部和底部大約3.4米的點位，平均溫度在6℃左右。

類似的科學檢測和分析完成了一系列。一組組數據匯總成一張張曲線分析圖，目的是給遺跡“看病”，在回填時進行“診療”。徐海峰說，回填時采取原土、原工藝，該夯筑的地方也會夯筑，對局部區域則重點加固并標記。“未來如果有需要，隨時可以快速清理，實現展示的效果。”

考古人員還利用全站儀、RTK（實時動態測量技術）、三維激光掃描儀、傾斜攝影等儀器、方式，對探方遺跡進行測繪、記錄，全面保存遺跡的數字化資料。

造辦處考古現場，吳偉指著探方上搭建起來的保護大棚說：“每一次考古都會進行數字影像基礎數據采集，每次也有創新，比如這回搭建頂棚時特意選擇了磨砂質地材料，既透光又不會太晃眼，以減少陽光變化對圖像數據帶來的影響。”

吳偉記錄考古場景。

故宮考古不光關注地下，也關注地上。故宮大高玄殿研究性修繕保護項目中就首次嘗試將考古類型學和地層學的理念運用到古建修繕中。通過“解剖”屋頂，考古人員“發掘”記錄了灰背等信息，運用科學方法對泥瓦分類進行檢測，對斗拱、大木進行考古類型的排比、記錄和研究，獲取了以往研究中從未發現的重要歷史信息。

有新意的考古，每次都像是解謎。但真正想看透紫禁城的地下迷宮，考古人員想了個討巧的辦法——拼綴復原，見微知著。徐海峰說，紫禁城里的考古，發掘地點都是被動確定的，發掘面積小，而且不能隨意擴大，這意味著揭露出的遺跡可能做出多種推測。為了改變這種管中窺豹的困擾，只能靠數據資料的積累和分析，久久為功。

考古人員將故宮視為一個大遺址，參照《故宮保護總體規劃》，以歷史功能為依據將故宮保護范圍劃分為48片相對獨立的院區，編制遺址代碼和探方、探溝號，同時將不同區域的土質土色、包含物、營造方法等記錄下來，結合地質勘探、地理信息和磚石數據庫建設，像拼圖一樣逐步復原某一區域乃至整個紫禁城的沿革與布局。“總結出的不同時期宮殿、墻基、門道、石橋等各類遺跡的營建工藝，也可以為后續考古調查和發掘提供參考。”

截至今年年底，34塊拼圖已經解鎖。未來，宮里尋故，還將帶來更多驚喜。也許到某一天，八方來客走進這座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保存最為完整的木質結構古建筑群，能看展覽，看建筑，也能看厚土里承載的六百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