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節前夕，北京市長青生命紀念園“生命”紀念豐碑前，擺上了白色和黃色的菊花。每年，北京市紅十字會都會在此舉辦生命追思會，來此悼念的除了逝者家屬，還有醫學院的學生和社會愛心人士。他們將敬意獻給讓生命發出最后一束光的“大體老師”們。

北京市紅十字會黨組書記、常務副會長李寶峰介紹，本市設立了北京協和醫學院、北京大學醫學部、首都醫科大學共三家北京市紅十字會志愿捐獻遺體登記接受站，負責遺體捐獻的具體接受和醫學教學、科學研究工作。截止到2021年底，本市超過2.8萬人登記成為遺體捐獻志愿者，已有近4000人實現了遺體捐獻。“希望社會更多的有識之士關注、了解、理解和支持這項事業。”

“他是萬千平凡人的一個縮影”

遺體捐獻者的名字被描金鐫刻于紀念碑上，每個名字都閃爍著人性的光輝。

就職于首都醫科大學的姚紫彤去年送別了自己摯愛的父親。父親走得突然，讓她很長一段時間都難以接受；唯一有些安慰的是，幾年前，她尊重父親的意愿，同意父親進行了遺體捐獻的登記。“父親是在我爺爺去世后開始考慮自己的身后事的。”姚紫彤說，傳統的遺體告別儀式讓父親有些不太認同，“我父親覺得，人在去世后再講究排場、做些表面文章是很沒有意義的；生前家庭和睦、其樂融融，去世后能有點兒實實在在的貢獻，就再好不過了。”受姚紫彤工作的影響，父親對人體標本的稀缺狀況有所耳聞，便動了遺體捐獻的心思。

“他就是萬千平凡人的一個縮影，也沒有什么豪言壯志，只是樸素地想再多做點兒什么。”

“他們雖已作古，但生命不息”

站在紀念碑前，高巖久久凝視，這里長眠著他的父母和岳母。

“父母都是抗戰初期參加革命，晚年也多次跟我們聊到身后事。”1999年，高巖父母從報紙上看到消息，得知北京市成立了志愿捐獻遺體辦公室，并頒布了《北京市接受志愿捐獻遺體暫行辦法》，便立刻讓自己的大女兒去了解情況、準備資料；當年的7月1日，兩位老人簽署了遺體捐獻申請表，成為北京市最早的遺體捐獻志愿者。之后，老人在和親朋好友見面時，也不時提到這件事情；在他們的影響下，不斷有親友做出同樣的決定。高巖的岳母就在遺囑中寫明：死后將遺體捐獻，為祖國醫學事業做出自己的最后貢獻。

“雖然他們已經作古，但是生命不息；他們不僅是我們的親人，也是我們的榜樣。”

帶動老伴兒媳一起捐獻遺體

捐獻遺體同樣是現年95歲的何振生一直以來的心愿。

據她的兒子田毅輝介紹，母親是偶然看報紙時了解到，連北京市這樣的大城市，可供醫學解剖的遺體資源都十分匱乏。何振生便與家人商量，百年后將遺體捐獻出去。老伴兒想不通，“入土為安的老規矩不能說改就改。”兒子也不同意，“捐出遺體，親戚朋友會認為我不孝順，舍不得花錢買墓地。”何振生心里卻拿定了主意，她從報紙、書刊、網絡整理了很多關于遺體捐獻的資料，擺事實講道理，家里人慢慢被打動。最終，2012年7月，何振生和老伴兒一起在北京大學醫學部辦理了遺體捐獻登記手續。2013年，何振生的老伴兒去世后，如愿完成遺體捐獻；2016年，其二兒媳離世后，也進行了遺體捐獻。現在就連照顧何振生的阿姨也被打動，動了遺體捐獻的心思。

“為祖國的醫學事業奉獻一點綿薄之力是我最后的一點心愿。”何振生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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